薛维明（中）在彬州七一一矿井下

　　七一一矿井下１９９０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名为“核设施退役和三废治理”的专项启动。时至今日，核三废治理工作技术难度大、周期长等特点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面对这份“高难度”的工作，身处其中的核三废治理者心中又沉淀下怎样的滋味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近了这样一位与核三废治理项目管理工作结缘１５年的人。

　　薛维明，现任中核集团公司核燃料部副主任。当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核设施退役及三废治理专项时，所学专业为力学的他恰巧从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调入中核总计划局，就直接接手了这项工作，一晃１５年过去了，他仍在负责核燃料系统专项项目管理工作。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核三废治理在我国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最初的阶段是在不断学习、了解中度过的。刚开始工作时，我几乎不间断地到核工业系统内涉及核三废处理工作的下属单位去调研，边学习边研究怎样根据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开展工作，尝试编制项目管理办法。”就这样，他一步一步深入了解并融入了这份工作，回想１５年来的经历，有三件事最让他印象深刻。

　　“１３．６亿元的专项拨款让我感受到国家对核三废治理工作的支持和对核安全、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切。”薛维明的回忆是从“１３．６亿元”这个数字开始的，１９９０年，原中核总计划局正式向国家上报核三废治理的规划。“我们估计这个项目需要１３．６亿元的资金，这个数字让我们自己都觉得难以实现。后来虽然预算报上去了，可我们心里却一直在打鼓，感觉在当时国家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这笔钱未必能批下来。”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国家很快就正式批准执行专项，第一年拨款３０００万元，并表示今后视财政情况将再增加拨款力度。国家的支持让已经苦苦摸索几年的核三废治理者们大为振奋。在此后的工作中薛维明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只要我们做好工作，没有人不支持我们。”

　　核三废治理的难度随着工作的深入也开始日益显现。薛维明对其中的新建高放废液贮罐工程印象深刻。新建高放废液贮罐工程目的在于取代高放废液旧贮罐，重新设计建造新型贮罐代替已到退役期的旧贮罐。一个看似简单的“倒罐”却因为高放废液的特殊性而在新贮罐建设中就经历了好几个波折：新型贮罐采用的部分钢材不符合设计要求，不得已全部退回重做；新型贮罐采用的部分阀门不合格，不得已要一批全换……“面对这些高危险的物质，我们能做的就是仔细些、再仔细些，绝对要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１９９４年５月，中核总评审通过了高放废液倒料方案。１９９４年６～９月，旧贮罐中的高放废液安全顺利地倒入新罐。薛维明说：“这个项目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初步研究到１９９４年实施，经历了６年时间。经过这个项目的磨砺，我深刻感触到这项工作特殊的安全和质量要求，并开始完全融入这项需要高度责任心和极端严谨作风的工作。”

　　面对核三废处理这个工作到底需要担负多大的责任、承受多大的压力，这一点恐怕核三废治理者自己也无法清楚地衡量出来。谈到承受的压力，薛维明讲到了我国在八二一厂中放废液处置上使用的水力压裂技术，当年水力压裂技术论证过程的点点滴滴仍然深深刻在他的脑子里。“当时通过调研，专家们提出借鉴石油采油行业曾经采用过的水力压裂技术，但是这项技术是美国唯一采用，后来也因故停了下来，于是很多人对它的可行性提出了疑问。‘采用还是不采用’这个问题一直在所有人的脑子里徘徊，谁都清楚，一旦这个项目失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直到核设施建成时，仍有无数个技术论证会，无数次研究、争论……最后，中核总领导决定‘用！’。当第一批中放废液成功地压到地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那些积聚已久的巨大压力在那一刻终于迸发出来。”

　　结缘三废治理１５年，薛维明说：“在这份工作的艰辛中，我个人更加成熟与坚定了。对于整个核三废治理队伍来说更是如此。１５年来，专项工作认真、谨慎、细致，确保了核安全，继承了老一辈创业人的传统，弘扬了核工业的企业精神。”正是这支队伍用自己多年的努力为这项事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向高科技迈进、向产业化迈进、为核电大发展服务做好准备。（杨阿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