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韧司长（前排左一）在核三废治理现场调研

　　任何工业生产的过程都会产生废物，核工业也不例外。不论是研制原子弹、氢弹还是核电站运行，都会产生放射性废物——包括放射性固体废物、放射性废液、铀矿废石废渣等。

　　这些核三废与普通三废治理相比有何特殊性？我国５０年来核工业的发展积累下来的废物目前都治理得怎么样了？作为该项工作的政府主管部门——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二司司长王毅韧回答了大家迫切关心的几个问题。

　　“如果单从规模上来看，核三废的规模无疑比其他工业三废要小很多，但其一旦泄漏，将出现放射性污染事故，会产生一定的政治、社会影响，产生较严重的后果。核三废涉及到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确保国土的长久安全，因此怎样说核三废治理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王毅韧说。

　　“对待核三废治理工作我想着重强调三点：一方面，治理工作本身就属于核工业科研生产链中的一环，就像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填埋一样是必须的，而不应看为额外附加的事。另一方面，解决废物治理方法和废物出路问题是保证国土和环境安全的需要，也是核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现在核工业和核电的发展面临很好的形势，核三废的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不能因废物治理问题影响了核工业发展的大好前景。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对核三废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核工业已经创建５０年，而退役治理工作却才进行１５年，为什么这项工作起步较晚？”

　　面对记者的疑惑，王毅韧说：“这是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及发展要求分不开的。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我国的核工业逐步建立起完整配套的体系，在６０至７０年代成功研制出‘两弹一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核工业科研生产的各个阶段，都不可避免产生一些放射性废物，和其他的核大国一样，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拿出产品，解决有无问题，而对废物治理有一个认识过程，废物本身也有一个积累过程。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国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工科研生产有了较大调整，一些早期的核设施开始相继关闭、退役，这个时候对核废物的处理处置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的眼前。也就是从‘八五’开始，国家启动了‘军工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治理’专项计划。”

　　对核三废１５年的治理工作进行的总体情况，王毅韧心中有着一本十分清楚的账：“我觉得这１５年来我国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是‘摸清了家底’，对那些需要治理的点和项目有了一个总体的轮廓设想，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二是一些大型核设施的退役工作已经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进展，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基本建成并初步显现系统性，而一些难度较小的铀地质矿冶尾矿废渣治理效果显著；三是工程科研项目全面展开，对一些治理难度较大的项目，已经作了积极的技术研究和储备；四是这１５年来培养了一支核三废治理队伍，为下一步工作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但是，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效果还不是十分理想，主要表现在重点工程进展比预期的要慢。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认识不到位、缺乏技术储备、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等。”

　　相比前１５年的回顾，记者更关心的是核三废治理的下一步计划。对此，王毅韧作了详细的解答。

　　“我们现在已经搞了一个核三废治理的软课题研究，系统地总结过去１５年来在核三废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做出下一步的打算。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全面的规划，对今后２０年、３０年怎样治理要有一个总体描述。具体地说，即统筹考虑退役治理工作系统性的特点，结合工程现场实际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十一五’期间加大科研工作力度，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全力推进重点工程的实施，加快铀地质矿冶项目的治理力度，基本建成较完整的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系统。”他还强调说，“另外，其他核大国都有专业的废物治理公司，拥有一套先进、成熟并且完整的体系，可以适应不同的治理需要。我们也要借鉴这种经验，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在专项管理中逐步建立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逐步引进招投标制和以业绩为基础的合同管理制度等，培育独立的市场主体，逐步实现专业化。”

　　在采访结束时，王毅韧表示：“借此机会向长期奋战在退役治理工作第一线的治理者表示衷心的慰问和感谢！”（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