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离核电站几公里之遥的切尔诺贝利村的“清洗人员”纪念碑。（感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P.Pavlicek）

　　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严重事故渐渐浮出水面，在全世界引起震动时，一队队的电站工作人员、消防员、士兵、建筑工人和志愿者踏上了“隔离区”的土地，即电站周围方圆30公里的这片区域，进行核反应堆爆炸后的清理工作。

　　这些处理突发情况的工作人员或“清洗人员”被征集到这个地区来帮助清理事故现场和周围地区。他们都是岁数在20到45岁的男性，大部分人都是电站的职工，乌克兰的消防员以及许多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士兵。

　　在最初的三个月里，这批被称为“早期清洗人员”的人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他们中有电站的工作人员、建筑工人、当地的消防员，其中28人死于急性辐射综合症。另外患有此症的106人经治疗后生还。此外有19名患者在事故发生八年后死亡，虽然这不能说明他们的死因与辐射暴露有直接联系。

　　清洗人员的确切人数已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保存参与清洗活动的人们的准确记录。最终有超过70万参加了现场和非现场清理工作的人被认定为清洗者，并获得了政府的补偿金。他们的工作职责各不相同。有的负责除污和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包括为核电站工作人员和撤离者建立定居点。他们还修建了废物储存仓库、水坝、水过滤系统和“石棺”，后者将整个四号反应堆掩埋起来防止剩余的核燃料泄露。

　　1986-1987年间参加了初期清洗工作的大约有35万人，他们平均受到的人体辐射量达到了100毫西弗特（1毫西弗特是一个单位的辐射量），相当于照十次胸部X光受到的辐射。这个量大概是现在在核设施中工作的人员每年所能经受的最大辐射量的5倍（即每年20毫西弗特）。全世界的平均自然背景辐射量约为每年2.4毫西弗特。

　　对于有记录的清洗人员的所进行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抽样调查显示，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没有直接的联系。清洗人员的经历和他们后来出现的心理问题之间倒是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当然也不能排除后来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出现的经济问题也造成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有几项研究把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同创伤后精神压力障碍症联系起来。该症状常出现在战后的士兵中。很多经历了海湾战争或越南战争的美国人就患上了此症。一项针对拉托维亚工人的调查通过研究他们在核电站方圆十公里的范围内工作的时间，在被损坏的反应堆顶部工作和清洗森林地区的时间来测量他们患上创伤后精神压力障碍症的风险。

　　社会福利与清洗者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害怕政府会削减补偿金，清洗人员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乌克兰拿出年度预算的5%来作为切尔诺贝利清洗人员的补偿金，这包括一项住房补贴和免费使用公共交通的权利。俄罗斯提供的补偿主要是在医疗方面，包括免费的医疗检查和提供免费药物。在2000年10月底，一项关于部分削减这些补偿的议案差一点就在俄罗斯下议院获得通过。乌克兰也出现过类似的提案，导致清洗人员去年十二月在基辅举行了游行抗议。

　　除了政府适度的补偿外，清洗人员还获得了众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援助，这些援助主要是医疗方面的。世界卫生组织在1991年成立了切尔诺贝利的健康影响国际方案。一直以来，该组织为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购买和提供了价值1600万美元的医疗用品、仪器以及专家。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提供了技术、环境和农业方面的监测和重建活动，这些活动的开支超过了1千5百万美元。其他的一些联合国机构，如世界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也为与切尔诺贝利相关的项目提供了援助。（译自IAEA网站，题目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