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工业既是国防基石，也是民生保障。

　　1955年，我国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随后成功研制出氢弹和核潜艇，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维护了国家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平利用核能和核技术应用产业快速发展。1985年，中国大陆第一座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秦山核电站开工建设。与此同时，核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并逐步形成产业化规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核工业必须坚持安全发展和创新发展的新要求。新形势下，我国在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应用发展方面，有何新的突破?未来有何计划?对此，记者采访了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张建华。

　　我国核能发展进入世界前列

　　记者：作为战略性高科技产业，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近年来取得了哪些新成就?

　　张建华：近年来，我国核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比如，自主研制的核电燃料元件实现工业应用;磁约束核聚变研发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贡献了中国智慧;核科技、核动力研发基地以及先进核燃料技术研发平台初见成效，中国先进研究堆等一批重大核科技实验设施建成投运，为我国核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我国核能发展进入世界前列。比如，自主研制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安全性能达到国际最高水平，国内外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四代核电技术研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钠冷快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启动实施。目前，我国在运核电机组47台，在建核电机组11台，在运核电各项性能指标位于世界前列，在建核电规模世界第一。

　　作为核能和平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核技术应用的产业规模也不断壮大。在材料改性、无损检测、辐射育种、食品农产品辐射加工、核医学等方面，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记者：随着核能快速发展，核电站的乏燃料后处理等问题引发关注。在核能健康可持续发展方面，我国有何突破?

　　张建华：近年来，我国乏燃料后处理工作全面提速，科研攻关全面实施，后处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乏燃料公海铁联运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核燃料循环产业整体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形成了工业规模的中低放废液处理能力，低放有机废液处理、高放废液玻璃固化的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在核电相对集中的区域开展中低放废物处置场建设，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为核能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核领域的“母法”——《原子能法》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目前正根据相关要求进行修改完善。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2019年9月3日，我国首次发布《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同时，国防科工局正在积极推动设立“中国核科学日”，旨在提高社会公众对发展核能的关注度和认同感，引导社会公众了解核科学、拥护核事业、促进核发展。

　　攻克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瓶颈短板

　　记者：当前，世界核能呈现多元发展的新形势，核技术应用产业前景广阔。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目前有何不足?如何应对?

　　张建华：核技术应用具有技术含量高、替代难度大、应用范围广等特点。近年来，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年增长率每年保持在20%左右，年产值达数千亿元。不过，核技术应用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0.4%左右。与核能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十三五”核工业发展规划》明确将“促进核技术应用，壮大核产业规模”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加以推进，特别是加强核技术应用研究、加大核技术在农医等领域的应用、加快辐射加工产业发展。国家原子能机构将进一步加大政府层面的指导力度，鼓励相关协会以及企事业单位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积极开展核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核技术产业发展道路，为中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化积累经验。

　　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核技术应用产业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国家原子能机构通过核能开发科研渠道，安排中央财政投资并带动社会资金投入，开展核技应用术产业研发，并发布了《核能开发科研项目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管理实施细则》，鼓励企业乃至社会优势资源开展相关研发工作。后续，国家原子能机构将充分发挥全社会优势资源，下大力气攻克制约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瓶颈短板。特别是在核医学诊断治疗设备、加速器、放射性同位素、核探测技术研发等“高、精、尖”的核技术应用产品方面，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我国核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还将进一步完善成果转化制度。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投入机制，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形成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共同参与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解决科技成果成熟度不高、转化能力不强等问题，力争打造一批应用前景广阔，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核技术应用产业品牌。

　　推动核工业全产业链“走出去”

　　记者：和平利用核能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开展了哪些工作?

　　张建华：1984年，我国正式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入核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阶段。截至目前，我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政府间核能合作协议。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能和平利用、核安全、核应急、核保障、核安保，以及标准体系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促进我国核能发展与国际社会接轨。

　　目前，我国与美、俄、法、英、韩等世界主要核能发展国家建立了核领域双边合作机制，推动双方企业、科研机构开展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比如，中美合作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建成投运，中俄签署迄今为止最大的核领域重大项目一揽子合作协议，中法商用乏燃料后处理大厂商务谈判积极推进，中英签署核电合作项目。

　　同时，坚持开放发展，核工业“走出去”稳步推进。比如，出口巴基斯坦的恰希玛核电站1-4号机组并网发电，5号机组签署商务合同;采用“华龙一号”技术的卡拉奇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建设进展顺利;与阿根廷签署第四座和第五座核电站项目合作总合同;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建设的核燃料元件厂已开工建设;与沙特合作开展的铀资源勘查项目进展顺利;与纳米比亚合作开发的湖山铀矿建成达产。

　　记者：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国核工业如何走得更远?

　　张建华：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发展步伐，毫不动摇地落实核工业“走出去”战略。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有效整合国内资源，充分利用国家原子能机构平台，以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出口为重点，带动核设备、核燃料、核环保、核技术应用等核工业全产业链走出去。二是深化多双边合作，加快推动与俄、美、法、英等核能发达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全面合作，进一步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三是加强对“走出去”的监督和指导，规范核出口审批，努力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为中国核工业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营造良好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