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三大电力支柱之一，核能在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政府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并在全国开展核安全大检查及技术安全改进。

　　直到今年2至4月，辽宁红沿河核电站5号、6号机组，福建福清核电站5号、6号机组相继获批，标志着我国沿海核电的实质性重启。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机组数量已达23台，国内核电在建机组26台。这让2015年成为我国投入商业运行核电机组最多的一年。

　　4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就“十二五”期间我国核电发展的成绩做一番梳理、解读，并对“十三五”期间我国核电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谈政策导向：安全发展核电一以贯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安全发展核电”，并强调“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关乎发展与民生”。然而自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国内3座正在建设的内陆核电站全部停工，至今仍未破冰。随着今年辽宁红沿河核电二期工程获批，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也越来越迫切。然而，围绕内陆核电的争议却从未止息。

　　《中国经济周刊》：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安全发展核电”，您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在核电发展上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张华祝：（政府在核电发展的态度上）没有变化，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从2004年开始是“积极发展核电”，到“积极推动核电建设”，再到“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到目前“安全发展核电”，完全是一脉相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安全发展核电”，体现了政府工作层面上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去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讲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讲到了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李克强总理则在去年4月18日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时说道，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这些都是对我们的具体工作要求。

　　在今年春节前，国务院批（准）了辽宁红沿河5、6号。最近又核准了“华龙一号”。这说明，国家对于核电发展的政策性方向以及具体要求，在今年开始落实。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在积极地推动。工作一直在做，今年时机成熟了，具体项目就开始行动了。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您如何评价核电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能否对“十三五”期间我国核电发展的前景进行一个判断？

　　张华祝：“十二五”期间刚开局的时候，2011年3月，遇到了日本福岛核事故，这个对我们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从福岛核事故开始到辽宁红沿河5、6号审核通过之前，近4年时间只审核了两台机组，就是江苏田湾的3、4号。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来看“十二五”的核电发展：

　　一、“十一五”期间部署的项目建设丝毫没有受到福岛核事故的影响。2010年底开工建设的项目，最高峰时达30台机组在建。这些工程项目在“十二五”期间一直向前推进。

　　二、不断地有新机组投产，投产以后的运行状态都是比较理想的，这说明我国核电建设的技术和管理是成熟的。

　　三、这4年间，无论是核安全监管的要求、核安全规划的发布，还是核能的研发工作都没有停步，都是按照国际上最高的安全标准这一总体目标要求进行的。

　　现在有舆论评论说“核电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我还不敢这么说，但是起码是为今年和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总的来说，在“十二五”期间，核电在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了创新，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

　　《中国经济周刊》：据您观察，“十三五”期间核电建设的前景如何？

　　张华祝：“十三五”期间，我们的规划是明确的。201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我认为各方面工作做好了，总的目标是基本可以实现的，核能界在努力。

　　预计今年年内将有6～8台机组开工建设，顺利的话，经过5年多的时间，多数能够建成，2020年就可能达到或接近5800万千瓦的目标。“十三五”期间，每年开工5～6台机组，从设备制造能力方面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不定因素。比如AP1000，现在有一些技术问题正在积极地解决之中。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的话，那么后续的AP1000可能会有一个小批量的建设。到“十三五”的中后期，如果再能安排“华龙一号”，那么我们保持一个每年6~8台的建设速度是有可能的。如果这种状态能够实现的话，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现在的建设比较顺利地推进，能够及时克服建设当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十三五”期间内陆核电有没有可能启动？

　　张华祝：针对内陆核电，我有三点看法：

　　一、内陆核电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内陆核电的安全要求和沿海核电没有根本性区别。因此，内陆核电现在不能开建不是因为从技术上不可能，而是需要社会舆论进一步来理性地科学地对待。

　　二、我希望（内陆核电）能在“十三五”前期或者“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

　　三、这一切都要取决于我们的工作，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各方面工作做得好了，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与公众之间取得广泛的共识，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这个事情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

　　 谈产业格局：核电重启将带动装备制造业发展

　　4月23日，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刘宝华指出，我国核电产业正在经历四个方面的转变：核电技术从二代到三代的转变;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以国内建设为主到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转变;从核电大国到核电强国的转变。新形势下，核电行业是否迎来了新一轮变局？

　　《中国经济周刊》：有评论认为，核电已经进入新一轮大发展的巨大风口之中。您怎么评论目前我国核电产业的格局？

　　张华祝：我不赞成“大发展”这样的表述，我们还是少说多做吧。比如我们前一轮的发展，是从2005年的12月开始，当时大家没有高呼说我们要大发展，但是每年扎扎实实安排项目，4台、6台、8台最多是10台，不就干出来了么。

　　现在喊没用，反而容易引起各种争议，说你们“大跃进”又来了，曾有很多不同意见说（前两年）是“大跃进”，所以我不赞成用这种词来描述。我们是要扎扎实实地打好我们的基础，建就要建好，建好以后要安全稳定地运行，为电网提供电力，这是我的希望。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外界可能对一些概念感兴趣。但是我们不靠概念吃饭，我们要靠脚踏实地的工作吃饭。

　　《中国经济周刊》：有评论认为，我国核电产业堪称“世界核电技术博览会”，核电建设的多条技术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市场的激烈竞争。在核电发展形势见好尤其是核电积极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您认为这对核电的发展有何利弊？

　　 张华祝：如果说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我们是多种技术同时引进，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或者说这种批评是应当认真听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九五”期间，4个项目4种技术来源（编者注：4个项目为岭澳核电站、秦山二期、秦山三期、田湾核电站， 技术分别来自：法国、参照法国技术形成的我们自主设计的技术、加拿大和俄罗斯）。所以当时各方面的批评比较多。进入“十五”以后，主管部门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看看我国核电建设的发展脉络，从“十一五”开始，技术上就开始相对集中了。

　　从2005年12月15日广东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开工开始，在这10年间，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引进美国的AP1000技术，一共建了4台。除此之外，从俄罗斯引进了2台，高温气冷堆建设了1台，引进EPR技术2台。这些加在一起一共9台。剩下的30台都是二代改进技术，或者是基于M310（国际已经成熟的核电堆型）技术的二代改进技术。能说我们这10年间建造的39台机组是万国博览会吗？

　　现在大家说，又是CAP1400，又是“华龙一号”，又是高温气冷堆，有人又觉得是多种技术流派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具备科研开发能力的必然过程。法国在引进美国核电技术基础上，经过技术改进，也产生了CPY、P4、N4等不同的技术型号。在不同研发阶段出现几个型号共存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这种现象对于我们核电“走出去”是个积极的推动力量，将来走上国际市场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的选择。某种机型的技术成熟度、经济上的竞争力、融资条件的好坏与否、能否提供完善的后续服务，这些综合性因素是决定究竟能不能“走出去”的关键。

　　 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华龙一号”是以我国20多年核电建设运营成熟经验为基础，汲取世界先进设计理念的第三代核电自主创新成果。我国从大亚湾引进核电至今，已历经20多年。它从引进之初就是对M310的改进。后来到岭澳二期再到福建宁德和福清、辽宁红沿河，26台机组的工程实践、技术改进、运营管理——这个经验是不是足够丰富！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借鉴三代核电技术例如EPR、AP1000设计当中的一些设计理念而研究出来的技术，我认为这个叫做集成熟技术为一体的技术。国务院总理去推销这种技术，是比较有底气的推销。其他技术如CAP1400是基于AP1000技术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我们同样看好它，也在积极地向国际市场推销。但最终决定性因素是市场的选择。我认为，现在这几个型号同时在开发，是我们从核大国变成核强国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中国经济周刊》：在核电重启的大背景下，您认为核电发展将迎来怎样的市场前景？

　　张华祝：我们现在的设备制造环节上是两个问题并存，既存在着产能过剩、开工不足的问题，又存在着设备制造的管理水平需要持续提升的问题。

　　首先，这个现状是由于前几年的核电快速发展，刺激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了核电国产化的能力与水平，这种发展是建立在投资、扩容基础上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国产化能力、国产化水平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管理水平、技术能力还有改进的空间。核电业界有个最重要的理念叫“追求卓越”，这是最高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不断改进管理，提高我们的水平。

　　第二，产能确实闲置了下来。因为前两年随着扩大产能，三大动力集团——上海、东方、哈尔滨（编者注：指中国三大电力设备动力集团：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每年生产10至12套核电主设备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4年来，没有新的机组核准，一些设备交付后没有新的订单，设备能力就闲置下来了。开工不足是个现实问题。

　　核电厂总投资的45%左右是在设备上，所以说，核电重启，最先受益的是整个供应链上大型关键设备制造商。要带动装备制造业发展，核电是个可选项目。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未来核电产业链中投资强度最大的是哪个领域？民企的介入机会在哪里？

　　张华祝：核电的采购供应链很长、范围很广，谁有能力都可以进，只要通过相关的资格认证。

　　核电供应链上的国企和民企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谁能胜出，取决于实力与服务。在某些领域中，民企是有优势的。比如宝银（指宝银特种钢管有限公司）研制生产出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是以民企为基础的。浙江的久立（指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民企，也生产蒸汽发生器传热管。而恰恰国企中倒没有厂家可以生产，前几年一直为国外的供应商所垄断，价格猛往上提。民企进入后研发出来了，国外的供应商开始降价。这说明，民企在国有大型企业尚未进入的领域、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是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的。

　　谈核电“出海”：“华龙一号”出海是我国向核电强国转变的重要标志

　　今年4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建设“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示范机组。要求通过实施示范工程，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装备与核心技术，为核电装备走出去开展第三方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今年2月4日，中国、阿根廷两国政府签订《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这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成功出口拉美，将落地阿根廷。 中广核集团公司董事长贺禹表示，在核电领域，要把核电产品卖到国际上去，对方国家一般都是希望这款机组能够出口方国内先获得示范堆在建。示范堆开始后，“华龙一号”就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

　　《中国经济周刊》：相比已成气候的高铁“出海”，后起之秀的核电大有抢镜之意。对于国家而言，核电“走出去”意味着什么？您认为未来核电“走出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张华祝：现在核电“走出去”和高铁“走出去”一样是国家战略了，核电今后的发展能够带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能“走出去”，这说明我们的技术能力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这也是我国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谈到机遇，为什么对于“华龙一号”的核准，业内外都非常振奋？在行业外看来，核电重启，新一轮核电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股票大涨。业内人看重什么呢？“华龙一号”的核准和建设，是把设计图纸上的东西变成实物，是通过工程实践证明这种设计是可行的，设计上的一些先进理念是可以实现的，技术上是过关的。从装备制造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我国的设备制造企业能制造出合格的而且适应系统需要的装备。

　　我们看重的不是今天，而是明天。“华龙一号”核准、落地，为未来的发展打一个好的基础，我们看重的是这个。

　　从近期来说，我们核电“走出去”有很多方式。比如与英国和法国合作，英国的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是以法国人为主，（编者注：该项目由中国企业参股出资建设）；第二个项目（编者注：英国同意新的布拉德维尔核电站项目使用中国自主第三代核电技术）就是以中国人为主了。这是与别国合作“走出去”。

　　除了直接向阿根廷等国出口“华龙一号”这样的核电技术外，我们还可以出资参股共建核电项目的方式实现核电“走出去”。比如阿根廷的重水堆项目（编者注：2014年，中国投资20亿美元建设阿根廷第四座核电站“阿图查3号”），技术是在别人手里，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设备，带动我们的装备制造，可以带动资金。这是利用别人的技术，这也是“走出去”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些都是核电“走出去”在当前阶段可选的模式。真正自己的技术竞标成功，把装备技术带出去，把建造安装能力带出去，把我们的管理带出去，我估计还要有一段练兵、技术积累的过程。（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谢玮）